云开·全站app登录网页入口 栋梁 · 沈阳丨张镈：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

“栋梁之柱——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学术文献展”全国巡展沉阳站于今年9月9日在辽宁美术馆开幕，为期一个月。为配合本次展览，《建筑史杂志》官方账号将在“栋梁·沉阳”栏目下发布系列纪念文章。今天我向各位读者推荐张博先生的文章《缅怀恩师梁思成教授》。欢迎阅读！

（一）良好的家庭关系

我的老师比我大十岁。我的大哥张锐比我大五岁。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感情也很好。 1920年以前，我经常去梁公馆玩游戏。我深深感受到这个创新家庭的子弟都有振兴中华的志向。在导师星尔的指导下，他学习了当时国内罕见的建筑学。三弟思勇是考古专家。四哥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很早就成为一名军官。五弟思达学农。梅思壮是图书馆学专家。由于我的恩师年纪较大，离家较早，所以从小他就给我一种庄严的感觉。

（二）建筑界的启发与归纳

我的大哥张锐也是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 1928年我完成学业回到中国后，我开始担心自己的专业选择。我的导师希望我有一些基本功，不要在官场上浮浮沉沉，对学习西医有一些建议。大哥介绍，医生、律师、建筑师都是自由职业者。援引导师思成的专业特点，至少在当时，这是国内难得一见的专业，前途光明。这坚定了我学习建筑的决心。不幸的是，当时（1930年）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设有建筑系。一个是南京的中央大学，另一个是东北大学。我的导师是当时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 1930年夏天开yun体育app入口登录，我决定去沉阳考入东大大学建筑系，以完成我拜师的夙愿。

（三）东大建筑系特色

1.“美学与技术综合”学院。

20世纪20年代，有两所外国建筑学校。一种主要以法国“美学学派”（Beaux-art）为主，强调宏观的技术构成，忽视技术。与此同时，意大利学校正在严格推行学术教学方法。另一所学校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艺术与科技综合学院”。除设计、制版课程外，还有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但在教学中，仍沿用学术作文原则作为设计的初步训练。甚至要求能够正确背诵、背诵五柱模型。线角、石缝的设计要求严格。 20年代至1930年代初，美国建筑师Goodhue和Paul-Cret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崇拜的偶像。他们的导师曾师从Paul-Cret，有一定的影响力。

2．教学方式：导师辅导

东大大学建筑系始建于1928年，1930年我入学时，有3个班，共40名学生左右。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大教室里，桌桌纵横排列，座位也不按年级划分。主要导师有3人。第一个是我的导师；第二个是陈志老师，他还活着。第三位是童宽老师（已去世）。每个班有一、二、三年级学生十几名。此外，他的妻子林徽因也不时教授美学课程。蔡方银老师教授绘画几何、着色和工程技术课程。老师们都很优秀，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学生。他们经常在晚上提供辅导。

3．学制特殊，设计课程不按年级划分。

设计班采取奖好罚坏的方式。截止日期后提交的图纸将不会获得积分。不符合初衷的参赛作品不予奖励。设计在一年前开始。有中奖和低奖之分。一次命中记2分，一次命中记1分。缺陷产品延迟交付零分。满分2分。一年内需要做两道题，第一题得2分才能晋级。所有二年级学生得7分，三年级学生得6分，四年级学生得5分。上层3个，中层2个，下层1个。逾期提交或不符合初衷的，将不会获得积分。比如，三年级同学刘志平已经设计好了上下三段的设计。有的人第三学期还在做第二学期的作业。

4．团结互助、奋力拼搏的集体

1931年9月18日东北事变之前，我只在东京大学学习了一年建筑学。因为可以一次性通过第一个设计，所以可以提前参与第二个设计，并有机会得到导师和童老师的授课。陈师傅改图很快，效果很好。他什么都明白，错误也少了。即使他是初学者，也无法独立思考。我的导师耐心地修改了第二个设计，教听写，写字。我深信不疑，尤其是他的提纲的准确性。童老师教我第2题和第2题，只批评但不做任何事。要求是精益求精，板面花色、花色要改。要求严格、细致、细致。三位老师三种风格，平时配合得很好。在评论图片时，他们不会忽视任何缺点。这确实很有价值。

（四）精通历史，听从指挥，注重细节

老师承担了教授建筑史的任务。阅读历史和记住历史通常是困难的。但西方建筑史需要一学期的时间讲完。教学方法就是深入浅出、深入浅出、抓住重点、突出重点，深入人心，使人终生难忘。它是对轮廓的简明扼要的扩展，并结合构图技巧，分析不同朝代建筑的比例、尺度、对比和细微差别，结果相似。本课程为学生首次入学时提供建筑学基本概念的良好基础。听课就像在听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灵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只复习了导师的大纲，就考了97分。当我自豪地展示带有插图和照片的小册子时，我附上了一个按下的三角形，因为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导师看完后肯定了我的努力，但他也在三角形的边上写了四个字：“贵而不益”。这四个字对我人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向中国建筑史学家进军

1930年冬天，我的导师经常到东大操场后面山里的北岭去考察、勘察、拍照、收集资料。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和地图集。日本伊藤忠太博士书写了一部中国建筑史。插图中多张日本兵手持军刀站在中国古建筑中的照片，令人气愤。德国《布什门》对中国明清建筑进行了部分分析，并绘制了建筑图纸。然而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建筑师却对他们的国宝和精髓一无所知。我可以想到三个原因：

1、“中国古代有道器，有土木建筑，有工匠的本领，但士大夫不屑一顾。”他们还认为“小技巧不值得高雅”。 1911年元代以前，清宫只有样板房和计算房，没有建筑师职称。西方文化的入侵带来了医院、大学和大规模的宫殿式西式建筑。比如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北京国家图书馆等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一战前后，少数留学德、意、法的建筑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践机会很少，无法与外国人竞争。这些有远见的爱国志士愿意用学者的身份来当工匠，但他们仍然毫无用处，更不用说写历史或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了。

2. 1911年至1920年间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留学学生研究学术古典建筑，受到柱子模型的极大束缚。偶尔有机会练习的时候，我也会使用西方的古典技法。

3． 1920年后，第一代留美中国建筑师之一关松声先生，在天津租界艰苦奋斗，取得了工部局的注册权，并很快在上海开拓了市场。商业竞争激烈开yunapp体育官网入口下载手机版，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系统研究是不可能的。

然而，1920年前后赴美留学的留学生，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经过国内选拔，人才来自全国各地，对祖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热爱。 。例如，杨廷宝先生早年运用传统的柱、梁、梁、顶手法进行室内装饰设计。陆彦之先生设计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就说明了情感的走向。可以说，从1920年到1930年，中国有学识的建筑师已经觉醒，想要对炎黄中国进行历史研究，以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的导师是这个时代的先驱。它是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引起的质变。

（六）建设社会应继续得到尊重和支持

建筑学会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和文献的民间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始作俑者是朱启谦，人称朱贵老。清末民初主管工部。他对建筑感兴趣，有造诣，人脉广泛，爱才。他的倡议得到各方支持，并在北京成立了社团。

他的导师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建筑史，一直渴望为中国建筑史做出贡献。东大的工资高，师生和睦，但这依然留不住他对中国建筑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心。

在社团里，他的导师担任法语系主任，刘先生担任文学系主任。法语是图表，文献是历史资料。成员全部都是具有古建筑知识的专家学者，这是非常罕见的。梁、刘是真正的专家。

研究院再版《宋代建筑风格》。根据《清代建设部工程实践》，编印了《清式建筑规则》。以水桶为基础，用模块和参数对古代木结构构件进行简化，并用图解和解释说明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伟大的组织甚至比西方学术的古典五柱还要好。它为建筑师设计和理解中国明清建筑打开了一扇大门。

该学会还对内地古建筑进行深入实地考察，收集县志，整理史料，编纂成卷。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在几次实地勘察和测绘中，我的导师和大家在一起，这意味着他拥有第一手的信息来源。对工作负责，态度科学，令人尊敬和钦佩。

（七）积极安置东北流亡学子

1931年学会成立后不久，1931年9月18日，东北逐渐沦陷。大部分同学来自东北三省，流亡北京。他们中有些人就读于清华大学。有的转学到南京中山大学。大多数东北学生都是由导师安排加入俱乐部的。危难时刻，孩子们的老师捐款帮助学生入关。一切都表明，师生情谊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显现。

1934年毕业前夕，我去见我的导师打招呼。此时，研究院已经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进行了初步勘察和勘察。我的恩师和林老师不顾劳累，带领我和同学来到现场听课、学习。事实证明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

(8) 玉碎不如完好。

1941年，我奉上司关松声之命留在天津，承包故宫中轴线上主要宫殿的测绘业务。我拜访过朱贵老先生，他认为历史上历代宫殿五百年一次大灾难，北京古城也难逃灾难，留下一些记录也是好事。当时我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毕业生们不想当官，所以他们聚集了大约20人来承担这项工作。同学们奋力拼搏，将精心测绘的图纸变成了1/50甚至更大的比例。墨线图较大，橡皮纸尺寸为42英寸×60英寸，总共约400张。日本投降后，老板关松声带我去清华大学参观良父。我的导师认为我们的合同工是极其不光彩的。文物虽有价值，但其完整性不能丧失。与其毁掉它们，不如把它们打碎。我保护古迹的动机很好，但总有一种哀悼的感觉。羞于批评。

（九）导师为我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1948年底，关老板调我到广东、香港工作。目睹反动政府垮台前夕的腐败，使我产生了爱我的职业、恨我的职业的心态。定居香港后，物质的安逸抵不过精神上的空虚。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最高的民族自豪感。 1951年初，我给老朋友写信，思念家乡。我的恩师和王世明志亲自撰文，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美好时光和建设中国的美好前景。一位朋友去香港，带来了导师的手写信息。他心里万分感激。决心离开基泰工作了17年的地方。

回到北京后，我拜访了导师，导师更加安慰我、鼓励我，更加坚定了我努力服务的决心。市委、市政府在政治和工作上给予了我极其优厚的待遇开yun体育app官方下载入口，我为自己能用自己的专业爱好为人民事业做出贡献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20世纪50年代，他继续得到党的信任和支持。他在艰苦的学习中逐渐成熟，充分懂得了认识他人的善意。这是师傅带他进来的功劳，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更加听从他的导师。

（10）我的导师把《新民主主义》读透了

他的导师过去不讲政治，但事实教育了他，让他熟悉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重点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的结论。他将其延伸为建筑创作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方向。

他的导师受到“现代经典”的启发，转而探索中国古代建筑，并一度欣赏抽象设计理论。最后，从民族自尊出发，他完全遵循了“民族”的方向。我的导师精通秦、汉、唐、宋、明、清历代的规划设计，是创刊《法制》的作者。诠释《法国法典》和编纂的成就，有对党和人民的真挚热爱。我认为，遵循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材为中、推陈出新”的主张是主要方向。这是导师良好激励的内在原因，而苏学的片面则是外在原因。

(11)“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

1951年3月26日回京后，我进入公营永茂公司（我院前身）设计部。各地都有人认为远方的和尚会念经。军委后勤营务部委托我设计后勤办公楼和俱乐部。我不假思索地对框架结构进行了整体和个性化的设计，以方盒子为简约，以凹墙象征军旗。占地面积大，楼层低，距离红线后退100米。确实，实用性、经济性、美观性都没有问题。没想到，1952年底，苏联专家木心来了，尖锐批评了这种没有民族特色的结构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上层建筑不具备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应该是“无限关心人民”和“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木心带我参观了尖塔和房子。我补充说，尖塔是一座宗教建筑，而这座房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没想到又受到严厉批评。

相比之下，我开始承认老师是对的。当我回去向导师请教时，他正在画一个戴着帽子的高塔示意图，说明我的导师也在努力学习和探索新的方法。

(12)《建筑的可译性理论》

中国建筑学会于1953年中旬在北京成立。大家推荐他的导师当主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首先就当前形势进行了探讨。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走国体形式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但又说不出规则。有的同志认为材料和技术决定形式，甚至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争议。最后，我的导师在讲台上就建筑的可译性发表了长篇演讲，但没有以书面形式发表。

我的导师认为建筑创作类似于写文章。利用传统建筑语汇，在同一物理空间中，西方古典建筑可以转化为中国古典建筑。他说，台基、栏杆、底座、柱子、飞檐、屋顶、亭廊等构件，都是组成不同建筑的文字。由于风俗习惯和爱好的不同，我们的祖先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和技术，却使用了不同形式的建筑语汇，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当时，我的导师对建筑设计的民族形式问题进行了很多严肃的学术探索。

（十三）导师在“城市规划委员会”中发挥作用

我的导师对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三海白塔、四坛八庙、九门城墙、四合院和花园等民居遗址非常熟悉和关心。在北京老城规划布局中，从整体布局到个别处理。极深。它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唯一灿烂的文物，备受推崇。据认为，辽、金、元都曾在此建都，但因旧物毁于战乱，中轴线被扩大、移位。党的和平解放政策，保留了北京古城的文物古迹和风貌，给世人留下了低调平淡的基调，凸显了中华民族艺术风格的特色。为此，在讨论建设新都以适应形势需要时，有人建议新都中轴线西移，而旧城则作为文物保留和保护。尤其是城墙，感情极其深厚。

我的导师很有正义感，从来不做谄媚的谄媚者；受到党的重视后，他的胆子就更大了。无论成熟与否，都没有任何犹豫，但在利用、改造、保护、修复的前提下又不可或缺。喜欢：

1、东、西三座城门，是方小千步的环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交通方便，左右宫墙已被拆除，只剩下三座城门孤零零地矗立着，尤其是在大路中央。情况已经改变了。当广场放大后，从空地上看到天安门后面的端门和午门，不仅增加了纵深感和开放感，而且将天安门内外的空间融为一体。这是通过实际测试发现的，不是有意识的。说明人们的理解力很差。

2．不能说坚持反对拆除城墙是错误的。林石徽因建议在城墙上修一条路作为公园。用文物为人民服务，达到转化利用的目的就好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

想象一下，内城保留所有城墙，外部疏浚护城河，绿化内城到城根，在河外开辟新的高速公路。护城河已被拓宽，以蓄水并允许通航，这条绿色的翡翠项链将老城与市区分开。应该说从空中、河里或者地面上看效果都非常漂亮。市区直线面积75平方公里。其余城墙和绿环仅占城区面积的8.0%至6.34%，数量虽少，但效果差异巨大。如果二环高速沿江飞过，无论对驾车者还是沿江居民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说起城楼，我想我们现在极力保存的德胜门射箭楼及其立交桥，就足以说明文物与现代交通的矛盾统一并非无药可救。我想，从远郊进城，远远就能看到城楼，就像从前门大街上看正阳门城楼一样。不仅美观，而且能让驾驶员放松。

（14）不要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做自由战士

当我的导师看到周总理亲自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时，他认为不合适。上海六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周总理称，500米宽的广场太宽、太狂野。我的导师也觉得人民大会堂的立面失去了尺度感，就像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失败一样。称之为“儿童放大”。在形式风格上，提出“中新”为上品，“西新”为次，“中古”为第三品。中标方案的门面是“西而古”，质量低劣，不可取。简短的几句话解释了建筑艺术的创作方向。

周总理听取了群众的意见，他的老师即兴创作了一个头大身短的孩子的形象来说明他的观点。老师的意见本身是正确的。为满足集会、游行的需要，广场进行了扩建。广场两侧的公共建筑面向群众，大厅都比较大，采用一般的柱网和层高可能会适得其反。只要适当放大就可以了。为了让信徒感到自己渺小，天国高大，圣彼得大教堂有扩大规模的思想需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更应该是建设的主人。必须“以人为本，物为人用”。在风格上，“中外古今之精华，皆为我所用”。周总理强调了这两点。面对导师的关心，在具体工作中，虽然规模很大，但我对内对外都力求做到以人为本、平易近人。风格上，平檐、翼角微微凸起，淡化了西古的顾虑。底座采用台明台座和须弥台座的分段做法，打破了6米高石墙的压迫。其他细节力求带有传统工艺的印记。这种创新和转型的努力完全来自于我的导师的批评和启发，来自于“建筑可翻译性”的理论。又如柱廊修长的高比、柱座的包花、檐口的混合线条，甚至尝试让檐口像一块挂板。都是老师启发下的创新。尤其是明代的房间分隔、中殿的柱子与传统木结构的相似，都是恩师指点的结果。就连老师对额头方平底两侧小圆角的批评也没有忘记。换言之，在西方和古代建筑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建筑语汇进行改造的努力仅限于水平，其效果尚未令老师满意。

仅仅引用上述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片段来纪念我的恩师诞辰85周年是不够的。回首往事，我感慨万千，怀念不已。名师的寿命是有限的；但他的思想风格和修养气质是永恒的。他不愧是中华民族有建筑师称号以来第一代著名建筑师和学者。他生前的许多正确观点都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明智的、有远见的。这就是一代宗师的价值。为了更好地纪念我的导师，我最近与同事联手提交了恢复私人“建筑协会”的请愿书。在学术上，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达到更高的水平，我今后应该积极努力，以告慰恩师在天的精神。

关于作者

张波（1911-1999），山东无棣人。 1930年考入东北大学建筑系，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曾任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获勘察设计职称。建设部硕士。

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1930-1931）

童明提供

前排左五：梁思成；第二排右二：张博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34届毕业生合影

后排左起：曾子泉、唐璞、林轩、王宏、朱东、张博

前排左起：张家德、吴若锦、于俊祥、张玉泉、费康